在我们工作的环境，电话已经成为人与人沟通的重要工具，每当看到电话，我不禁想起父母亲打电话的样子，父亲打电话时，必定先搬一张高脚凳子坐下，清理好嗓子然后拨号—他采取的都是一种要长谈的姿势：时而手撑茶几面，像一个公司领导在做报告；时而又双膝抵住茶几脚，完全是一个老朋友促膝谈心。而父亲打电话的时间也的确够长。有时刚开始吃饭，他走去接一个电话；等他回来时，往往是母亲已经在厨房开始洗碗筷了。
    我站在父亲的身后，常常很恍惚，且感到丝丝缕缕的伤怀。他打电话的背影非常消瘦，他这个年纪该长出来的肉，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“储存”，透过那件棕色羊毛衫，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到他骨头的硬度。我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对别人说。也许任何一个走进暮年的人都有写回忆录的倾向。而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，平凡却又充满生之快乐与哀痛，他悲欣交集的回忆录，就只有分期分批地记录在一根绵长的电话线上。只有我们几个子女知道，即使母亲从来不言说过去生活的窘迫与艰辛，她打电话的样子已经泄漏了秘密，呈现出了生活加于她身上的某种惯性：她总是牵挂着电话费的增长。在她的理解，似乎每说一句话就又加收了三五毛。
    就像一个惜钱的人坐的士，他的视线很难从计价器上移开。可以说，一根绳子，一个塑料袋也舍不得丢掉的母亲，很难畅快淋漓地在电话里长久地倾诉一回心声。
    我们都懂得这一点，每次母亲的电话来了，如果时间一长，我们总会说：“妈，您放掉，我打过去。”可是，母亲到最后总会说“你在外面骑车要注意车，在新农要听领导的话，好好的干”。生活的蛛丝马迹在母亲打电话的样子里就这样被我发现，静静地回味这场面，我总是有些心酸。父母苦了一辈子，没有赶上好时光，现在在家给我们照料孩子让我们在外面闯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家里多打个电话，在新农奋发图强多干点事，多挣点钱，平平安安地回家孝敬爹娘。 （菅传化）